期末周那七天，我总一个人在天台
期末周的七天里，我在天台待了七次，都是晚上八点半以后。
我们宿舍在老教学楼四楼，顶楼有个天台。铁门锁早就坏了，推一下就开，上面晾满了别人的床单，风一吹鼓起来像帆。水泥地是灰的，边角堆着几个空啤酒瓶。
天台上能看见整个操场，晚自习的灯亮成一格一格，一格一格地熄。冬天很冷，手伸出去五分钟就僵，我就把手插在袖子里，夹着手机，屏幕光把袖口照得发蓝。
我在那儿干什么——打电话。我妈每周日晚上八点四十打过来，问「报了几个志愿」「要不要去考编」「你舅给你介绍了个人」。这些电话我不能在宿舍打，四个室友都在，声音大就等于公开处刑。
版本很快就有。第一个，我在天台哭；第二个，有人看见我一个人在楼顶，怕我想不开，去找了宿管；第三个，宿管确实来了两趟，在楼下拿手电往上照，光柱在雾里晃；第四个最离谱，说我在天台跟人打电话准备跳楼。那天手电的光扫过来的时候，我心里想的是：明天早上八点半的现代文学，还要默写《边城》的第九段。
手电停了以后我坐在原地笑了很久，笑完更冷。我妈那通电话最后说的是「你舅觉得你应该考编，稳定」，我说「嗯」，然后我们都没有下文。风把晾着的床单吹得啪啪响，像有人在拍手。
原来「一个人在天台」在别人眼里是一件很大的事，在我那儿只是每天两小时的安静。楼下的手电、楼上的版本，都是别人的故事，只有那两小时是我的。
期末结束我跟我妈摊牌了。她在电话那头哭了很久，说「我以为你嫌我烦」。我说不是，我是怕你在宿舍里问我，我会忍不住冲你发脾气。她的哭声隔着电流传过来，有一点糊。
那年寒假我回家，第一次主动带她去医院复查。我们在住院部楼下坐了半小时，她说风真大。我说我不怕冷。
后来我翻到过一张小卡，上面写着「你的情绪是潮汐，你只是自己一个人知道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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